ZI YUAN JU ZHOU DE FAN LI

委内瑞拉:资源咀咒的范例

作者:约翰·保罗

 鹦鹉在树上尖声叫着,枝条上挂着尚未熟透的芒果,一位南美外交官坐在自家花园里的一把藤椅上,被我逗得放声大笑——我在尝试用一种清晰的解析方式来诠释委内瑞拉。我又一次来到了委内瑞拉声名狼藉、绿树成荫的首都加拉加斯——上一次我在这里还是1998年,当时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上台。但这位大使告诉我,我“过于逻辑化了”。“要想搞懂委内瑞拉,首先要明白,它是不可理喻的。其次是,它运转失灵,且从未运转正常过。”

这个评论有欠慎重,还有些不公平,但还是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去除总统查韦斯“自恋列宁主义者”的高调和美国对委内瑞拉与古巴关系的恐慌之后,委内瑞拉更像是“行政不当”的案例,而非它自诩的社会正义的完美典范,或者其批评者所形容的“热带的古拉格(集中营)”。
最近发生了一件令委内瑞拉感到丢脸的事,让该国体制的低效率和无能暴露无遗。由于过了保质期,委内瑞拉运往海地的食品援助被退回加拉加斯;而早些时候,人们还在国有仓库内发现有10万吨食品开始腐烂。查韦斯愤怒地指责,这都怪“美国扶持的法西斯主义寡头”——每次国家出现问题,查韦斯都极少放过归咎于他人的机会。最近一个例子是他将自己崇拜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开馆验尸,以验明这位已离世180年的民族解放者是否被哥伦比亚背信弃义的“寡头统治者”下了毒。哥伦比亚最近又一次指责委内瑞拉窝藏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员。查韦斯则宣称,哥伦比亚政府患有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式的幻想症。
委内瑞拉政府的无能,在其经济政策中也体现得很明显。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观点,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油价猛涨时期,该国的挥霍程度就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可现在,末日没有到,而油价已经下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泥潭,而政府拿不出充足资金来缓冲经济滑坡。就像查韦斯的高调,该国经济政策也是“顺周期”的。
无能甚至有助于解释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亲密关系。委内瑞拉有两个运作还过得去的政府部门:一是查韦斯的情报机构,二是为该国穷人提供基本医疗的社会福利事业。不过,两项职能主要都不是委内瑞拉人提供的,而是在委内瑞拉担任医生和使馆专员、以换取廉价石油的古巴人。
正如一位欧洲外交官解释的,每当他想与委内瑞拉政府微妙地处理某个棘手问题时,他往往会先找古巴的使馆专员,因为他们善于用委内瑞拉人也许能够接受和明白的措辞解释清楚。“古巴人是外交方面的专家,清楚哪些仗可以打,”他表示。“委内瑞拉人……认为到处埋伏着敌人。”有鉴于此,古巴甚至可能为自己发掘出一个新的全球战略角色:委内瑞拉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联络人。
这听上去或许有些滑稽,但更让人觉得可悲。过去,该国多任总统都因为贪污公款而名声败坏——极其低效率(或许是有意如此)的政府部门对此起到了帮凶作用。总统的亲友及其他“局内人”发家致富了,可普通民众变得更穷了。
这解释了查韦斯能以民主手段掌握大权的原因所在。他迎合了一种真实的需求和一群被遗忘的选民。在一个“局内人”横行的国家,他与“局外人”产生共鸣。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认为,一旦查韦斯上台,自己就能变成“局内人”。而只有极少数人如愿以偿,成为所谓的“波利寡头”(boligarch),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最新一代新富,开着好车,对底层人民不屑一顾。
经济管理不当还威胁着社会收益。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自1999年以来,该国失业率几乎减半。部分原因是政府雇员人数增至230万,几乎翻了一番。但尽管就业人数增加了,但高通胀率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较11年前减少了。那么哪些人或哪些事情该对这种混乱局面负责呢?
有些人将矛头指向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就像信托基金能惯坏一个孩子一样,这笔财富也腐化了整个国家。如果委内瑞拉人感到没必要工作,那是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受苏丹式的石油财富——这是政客们数十年来对人民灌输的迅速致富的幻想,如今查韦斯也在这么做。(早在发现石油之前,委内瑞拉就有用再分配的谎言来煽动民众的传统。最早很可能要追溯到1847至1858年间的专制统治者莫纳加斯兄弟(Monagas),他们的支持者高喊:“让上等人滚蛋!让学者停止发号施令!”)
反对党也必须为当前这种糟糕的形势分担责任。从2002年那场准政变时起,其记录毫无光彩可言。在2002年总罢工、后来又举行全民公决后,他们直到现在才召集候选人,参加9月份的国会选举。
 
最后就是查韦斯本人的问题。他管理国家的方式,有时让人觉得他是在参加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他常常在电视节目中解雇部长,而根据某项统计,他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平均每天2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此外,当能源部长与国有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负责人是同一人时,行政不当是不可避免的——而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合二为一的现象,在整个政府部门十分普遍。
若是在其它地方,一切会踉跄着走向停顿。正如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最终你会用完别人的钱。”但委内瑞拉拥有规模仅次于中东的石油储量。据估计,仅重油储量的净现值就高达10万亿欧元(合13.047万亿美元)。因此撒切尔夫人的格言似乎并不适用。委内瑞拉人有可能选择在9月份的大选中投票让查韦斯的社会党人下台。但这样的分析过于逻辑化了。

资源诅咒简介

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

资源诅咒概念

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则常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外,关于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中短期矿业项目所带来的“新兴都市”效应外,更多的是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叫做“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发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

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资源诅咒程度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Sachs and Warner,1995),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的比值(Hamilton,K.,2003)。虽然度量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普遍存在。

一些研究(Isham et al,2002;Murshed & 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根据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的不同,自然资源可以被划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性资源(Diffuse Resource)。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因为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开采直接获取大量收入,进而滋生一个腐败和掠夺性的政府,而对于类似农业耕地这种分散性资源,国家财政收入只有依靠从企业或个人的征税中获得。为了能够赢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必须更加追求发展的持续性、政策的一致性和增加国民福利等政治目标,因此,“资源诅咒”的现象在主要农业国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资源如果对其他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就会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称之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常见的传导机制包括: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资源诅咒传导

第一,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容易使资源丰裕地区患上“荷兰病”,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必将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国能源大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就是以采掘和原料工业为主的工业比重过大,各类产品的加工链很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低,挤占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最终产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部门的扩张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制造业,而中国过去正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时期。

第二,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型产业扩张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导致资源丰裕地区严重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资源型产业与加工制造业相比,不管是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一些过度依赖资源经济的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的劳动力流出,知识创新缺乏机会,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在现代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本是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作用与收益大于自然资源,而资源产业扩张同样地把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给“挤出”了。

第三,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裕的自然资源还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我国现行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资源的所有权与行政权、经营权相混淆,而且所有权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收益由多种途径和渠道转化为一些部门、地方、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利益。国家资源产权的虚置或弱化,资源使用权的缺乏约束造成一些地区资源权属纠纷频繁,资源消耗过度、规模利用率低,资源重开采、重使用而轻保护、轻管理,从而破坏了资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资源的开发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较差。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不仅阻碍了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资源接近枯竭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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