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QI GONG YOUNG

油漆工YOUNG

作者:陈吉

我在费城的房子修理完毕已经三个月了。我还记得帮我油漆墙壁的那位南美工人。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杨(YOUNG)。但是隔壁五金店老板山姆告诉我他的名字是王。

我问为什么王要告诉我他叫杨。山姆讲他是想自己永远年轻,所以才说自己是杨。见我不太相信,山姆拿出一个纸片在上面快快地写了几个西班牙字,我觉得我认出其中一个有点像王这个字的发音。

杨是个皮肤黝黑身体健壮的南美人。夏天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在修理房子,杨过来给我讲他会做油漆工作。有什么活要做可以找他。后来我发现我的工人将墙壁油漆得一塌糊涂。就去叫杨来帮我重新油漆一遍。我问他要多少钱的工资。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他要多少工钱。他说前段时间帮一个人刷油漆每天的工资是55元钱。那人并不是有钱的人。最后这句话他说了两遍。

杨的工作很认真。他油漆过的墙壁很漂亮,没有留下一丝油漆刷子的痕迹。原来他以前在一家犹太人的公司里面做过多年的油漆。他做事情求完美。

比起以前那位工人,简直是两回事情。我和杨之间的交流不错。

平时各干各的工作。我装修浴室。他粉刷墙壁。有时候我们歇下手来休息一会儿。杨会讲上一两个色情笑话。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经历过的艳事,然后我们两个人哈哈大笑。杨讲他年轻的时候有不少女朋友。有一次他和四个女子在酒吧待到天亮,那是在波多黎各时候的事。我听了很羡慕,想象当年年轻力壮的杨同那些热情妖娆的南美女子在一起的景象。

杨每天早上八点钟不到就过来开始做活。他就住在我的紧隔壁。工作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就到街对面的小杂货店里面买一瓶饮料或者是买一包香烟歇一会儿。他喝的饮料是夏威夷潘趣,一块九毛九一瓶。喝完饮料之后又开始工作。中午他就吃一点炸薯片之类的简单的食物。

今年夏天很热。七月四号美国国庆节的时候。几家波多黎各的邻居用黄颜色的塑料带将我们这个街区的两端街口隔离,不让汽车穿行,在人行道上摆上了两个两米高的立体音柱,放出震耳欲聋的波多黎哥音乐来庆祝美国国庆。

震天价响的音乐穿透了窗户和墙壁,让我没法安静地待在屋,就到附近的一家医院的树林里面去躲了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的时间。那会让心脏跳出来的音乐还在进行,还是那几个曲子。我觉得光是躲避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也想认识一下我的邻居们,就坐到了那音柱的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觉得我的心脏已经适应了那声浪的冲击,开始觉得自然了一点儿。波多黎各人很热情,一个胖得像发好的面团一样的女主人热情地给我端来了一个纸盘,盘里是她做的家常米饭和烤肉。南美人做的米饭不像亚洲人做的,一颗颗饭粒都散开不相连,象一粒粒小豆子。他们做饭时还放一点黄颜色在里面,做成的饭看去黄黄的。美国人就常在餐馆点这样的饭。可能这种米饭就来源于南美。那米饭吃起来也别有一种滋味,有点香香的。烤肉是二指来长的肋条肉,涂在上面的黑亮的烧烤汁液有点甜味,肉的味道很香。我觉得不亚于我吃过的最好的烤肉。

喝着啤酒,嚼着烤肉,听着波多黎各的音乐,旁边椅子上坐着两个约六十岁的老头,我刚才见面向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们抬头望着我,眼里好像有不信任。现在我看到他们随着音乐唱歌,在唱到波多黎各这几个字的时候,刚才还有些混浊不清的的眼睛里面,闪出了光芒,用加重的嗓门吼出:波多黎各!波多黎各!随着音乐的节拍,那裤管里瘦瘠瘠的脚杆有力地跺到水泥地上。平常我们读了几本书的人时不时爱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其实也不太清楚它的意思。我在这两个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的南美老头眼神里面领会了它的意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小时候吃惯的饭菜,听惯的歌曲,讲惯的语言。

杨今天穿得很漂亮。白色的皮鞋和白色的裤子,裤子质料比较轻但是线条流畅。浅蓝底白花的短袖衬衫,戴一顶做工精致的草帽。我想这可能就是以前在描写南美风情的小说里读到的巴拿马草帽。杨有些得意地要我猜他的衬衫值多钱。他后来告诉我是九十六块钱买的。杨的这幅装束就像一个南美甘蔗种植园的老板,而不像早上那个浑身油漆斑斑的工人。他一幅很高兴的样子,握在手里的啤酒罐换了一个又一个。后来女主人告诉我杨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往嗓子里倒进了十几罐啤酒。

杨一边喝酒一边随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踩着舞步。那动作好像就是南美人喜欢跳的桑巴舞。我发现每一个南美人都会跳舞唱歌,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快乐得有时候令我嫉妒。我喝着啤酒和杨闲聊,问起他家庭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和太太分居好几年了。他太太是一个漂亮的白人妇女。他还有一个成年的儿子和两个女儿。我问他的太太和儿女是做什么事情的。他突然拉下脸来对我讲,“你是干什么的?是警察!?我不喜欢谈论我家庭的事情!”看着他那副叫真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孩子,说变情绪就变掉了。我哈哈大笑。我喜欢他的性格。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波多黎各人十个有九个是好人,剩下一个是坏人。我也喜欢他的这种对本民族的评论。

杨喜欢听的音乐和我喜欢的不一样。干活的时候,我常开着电台听轻音乐或是古典音乐。有一次杨对我讲,“这音乐听得我想睡觉。能不能换一个别的听一听?”我说可以。杨就换成了南美音乐台。快节奏的南美音乐一下子涌满了整个屋子。我看到杨刷油漆的动作变得更流畅了。音乐能够对生理产生影响,显然是有根据的。

房子修理完毕之后,我回到纽约过周末。星期二再到费城,听说杨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是半夜里发生的事。请我吃烤肉的女主人告诉我她听到杨爬出了自己的屋子,倒在人行道上喊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街对面的邻居们都听到了。后来邻居打电话,救护车就来将他送去了医院。我听了感到突然。前几天杨告诉我,差不多每过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要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他十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他说他的医生告诉他不能再抽很多烟。他说他如果再像以前一样每天抽几包烟的话就会死掉。现在他每天只抽一包烟。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神色显得很认真。我从他的眼里看出他害怕死亡。他的外表起来是一个壮实的人。年纪刚到60岁,古铜色的皮肤,典型的南美人男人的模样,快快乐乐,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没想到突然就住进了医院。

我到特别护理病房去看他。他躺在那儿,双眼紧闭,鼻子和嘴里里插了两根管子,胸部随着呼吸在轻微地起伏。病床旁是几台监视他身体状况的医疗仪器,心电图屏幕上绿色的线条在跳动。人的生理活动可以用细细的线条表示出来。我对这件事还是不很明白。杨静静地躺在那里,平时他戴着帽子干活,长期的油漆工作,滴落下来的油漆将他的帽子变成了一顶硬硬的油漆帽。我很少见到过他取下帽子的样子。现在看上去有点不太像他本人。他躺在那里,好像熟睡的样子。过几分钟,他的头稍微朝旁边动了一下,像要醒过来的样子,然后又沉沉地睡去,嘴角吐出一点吐沫。我站在他的床脚边。心里在说,杨,我来看你来了。没想到几天没有见面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希望你很快地好起来。祝愿您挺过这一个关头。你一定可以熬过去的。

过了一个礼拜,听说杨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准备转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我想过几天等我的房子事情结束之后就去看他一次。又过了一个周末,我从纽约回来之后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难受。他同我在一起工作了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帮助我认识了南美的文化。他的那种平和对人的性格和对工作认真的态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是他一个人就将我以前对南美人的一些负面映射改变了。我还记得他对我讲中国人很聪明。每个人都很会创造财富。他还告诉我他不喜欢做生意,只是喜欢给别人做工。只有一种生意是他喜欢的,就是开一家酒吧。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生意是有意思的。他说话时的神情到现在还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觉得我同杨之间的思想感情沟通,比同我的有些同胞还更容易。杨很直率,又没有什么心眼。态度不亢不卑,对人诚恳礼貌。他是我认识了解比较多的一个南美人。现在只要一提到西语文化,我就想起了杨。

杨的生活很简单。他同他的家人分居,就在我旁边的小楼上租了一间小屋子自个儿住,里面可能只有十几个平米那么大。他没有电话,好像有一辆旧车寄停在什么地方但是有几年没有开动了。好几张停车的罚款单没有交钱,所以交通局将他的车子停牌了。他的屋子里面甚至没有电冰箱,好像唯一的电器除了电灯之外就是一个方形的电风扇,在工作的时候他用来吹走油漆的味道。夏天晚上就将这个电风扇放在窗子前纳凉。这个刚过去的夏天里有几天的气温达到了100华氏度。夜里也有在蒸笼里的感觉。杨的小屋子唯一的窗子上还挂着一个暗红色的布窗帘。后来他到旧货店买了一个小小的窗用空调机装上。从我屋子里看出去,红窗帘被白色的空调机代替了。他告诉我以后的几天睡得很好。在装空调机之前,有时候他到夜里两三点钟都热得睡不着。

我不太理解杨花钱的方法。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就是靠他刷油漆的技能做一点零工而已。他有政府给的医疗补助。可能还有一些低收入补助,能够用来交房租。平常只有靠打零工挣一点零花钱。但是他买四到五块钱一盒的香烟。他还常到小店去买饮料喝,就算一天买三瓶,就是六块钱,再加上烟钱每天就超过了十块。这样他偶尔挣来的工资就花掉了五分之一。他好像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就这样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在美国这么物质发达的社会里,可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了。但是他每天还是很愉快的样子,喝着啤酒,同邻居坐在屋檐下聊天,打发那闲闲的时光。

山姆在他的小五金店里面代表杨的家属接受街坊邻居的捐助,筹集杨的安葬费。我捐了四十块钱。山姆将我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本子里面。我看到其它的邻居进店来,不少人都捐钱。一般是每个家庭五块钱。我发现我成了这条街捐款的第一大户。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安心一些。我甚至觉得杨的突然发病是否与前久给我油漆墙壁有关系。那油漆的气味刺激了他的心脏病的发作?

杨的家属来了,没有看到他的妻子。只看到他的儿子和女儿。儿子的个子比父亲要高一点,一个瘦瘦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从他面部的轮廓认出了一些杨的特征。他们讲的话不多。只是说买一幅棺材要两千块钱。他的女儿讲,他的父亲生活太苦了。大热天住在一个那么狭小的屋子里面。一个小小的空调机好像也不怎么工作。他们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杨站在街头,头上戴着他那令人熟悉的巴拿马草帽,脸上还是那惯常的笑容。我们一致同意这是一幅最像他的照片。

他的儿子讲下一个礼拜是遗体瞻仰,第二天是葬礼。墓地就在不远的地方。

那天我回到费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的时间。杨已经在早上下葬了。我开车到墓地去,看到诺大的山坡上面,青黑色的墓碑密密麻麻,有一些墓碑前有最近放的鲜花。我努力寻找新开的墓地,但是没有发现杨的名字。在山坡的一个角落,一些刻写着鲜红的汉字的墓碑捉住了我的视线。我停下车来,读那些中国人的墓碑。墓碑上面写的籍贯多半是广东。我有一些感伤,想到这些同胞同我也一样是从世界的那一边过来的,他们现在已经在这里真正定居了,以前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没有找到杨的墓地,我离开了。夏天的阳光,亮亮地照在绿草茵茵的墓园山坡上。我开着车穿过墓地围墙大门。

不远就是普通的街道。周围的路人还是一样地在街上行走。几个小孩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追逐,快乐地叫喊。一家杂货店里随风传来那已经熟悉南美音乐。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切还是和以前一样。等我回到我的屋子面前,一定会看到街的转角处,杨还是穿着他的蓝底白花的衬衫,戴着那顶他喜爱的草帽,坐在五金店的廊檐下墙边,喝着啤酒,同他的伙伴们随随便便地聊天。车子开近了,我好像真的看见他就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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